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授衔仪式正在进行，周恩来逐个宣读名单，将领们依次上前领取命令状，现场将星云集。 读到中将名单的时候，座位空出来一个，聂鹤亭没有到场。不是没有下发通知，是他自己拒绝出席这场典礼。 这个聂鹤亭是谁，当年为什么缺席怀仁堂授衔，今天来聊下这个事情。 先说后来补授军衔的经过。1956年1月25日，中央军委下达文件，补授聂鹤亭中将军衔。 没有怀仁堂那样隆重的典礼，没有满堂将领，也没有现场宣读名单。只有一纸命令、一套礼服、一副中将肩章，命令上面是罗荣桓的署名。而当初作出暂缓给他授衔决定的，也正是罗荣桓。 同一份签字，先是暂缓授衔，之后又完成补授。接过命令书的时候，聂鹤亭的手有颤抖，那一年他五十一岁。在建国初期授衔历史上，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因对评衔结果有情绪、没有出席1955年授衔大典，隔年单独补授中将，只有他一例。 把时间往前回溯，看一看造成这一局面的几桩过往经历。1952年全军开展干部评级，这是1955年授衔的重要参考依据，聂鹤亭被定为准兵团级。按照当时的评衔规则，准兵团级多数对应中将，只有综合条件格外突出的，才有望冲击上将。他没能评上正兵团级，和战争年代几件留有记录的往事有关系。 1、南昌起义之后离队。1927年起义受挫，起义部队向南转移，追兵紧逼，物资补给极度困难。朱德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暂时和范石生部合作，换取休整喘息的机会。聂鹤亭不能理解这一策略，和上级产生矛盾，脱离队伍，独自前去寻找党中央。在部队处境最艰难的时候离开建制，这件事被记录在档案之中。 2、抗战初期调动过程出现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叶挺组建新四军，希望调聂鹤亭前去工作。当时聂鹤亭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毛主席已经批准这次调动，叮嘱他出发之前过来谈话。聂鹤亭产生误解，以为领导打算改变调动安排，连夜离开延安，没有正式辞行。最后没能去往新四军，改在武汉从事统战相关工作。五个多月之后才回到延安，没能当面把事情解释清楚，这件事留下“组织观念淡薄”的评价。 3、辽沈战役期间临机处置问题。1948年攻打沈阳，国民党暂编第五十三师寻求投诚。起义与投诚有着明确区分，阵前起义可以保留原有建制，待遇优厚；走投无路缴械属于投诚，部队需要打散整编。该支部队实际情况更符合投诚。聂鹤亭没有向林彪、罗荣桓请示，就口头许诺按照起义对待。事后罗荣桓对此作出“擅自做主”的批评。 分开看，每一件事或许都有当时的客观处境。几件事叠加在一起，组织对他的综合评价就受到影响。但聂鹤亭有自己的一本奋斗履历。 1905年，聂鹤亭出生在安徽阜南一户普通农家。父母咬牙供他读私塾，十二岁家里无力继续负担，只能辍学务农，白天下地干活，夜里借着油灯温习书本。 后来得到姐夫资助，进入安庆皖江师范专科学校读书。 1921年安徽发生六二惨案，学生和军警对峙冲突，聂鹤亭身材高大，冲在学生抗争的前列，同学给他起外号叫“铁汉”。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他放下教鞭投笔从戎，加入叶挺独立团，从普通士兵升任排长，当时他手下警卫班的班长，就是粟裕。 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独立团参加北伐，一路打到武汉。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他在第十一军二十五师担任排长、连长，属于最早参加南昌起义的一批指战员。 起义失利之后辗转去到广州，又赶上十二月广州起义，在叶挺的总指挥部担任参谋。开国将帅当中，同时亲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人并不多，聂鹤亭就是其中一位。 广州起义失败，部队撤到海陆丰，他在彭湃、徐向前手下战斗。之后遵照广东省委指示，回到安徽恢复遭到破坏的地方党组织。1930年3月，他从粤北进入江西，在会昌找到朱德、毛主席率领的红四军。朱德见到他，没有纠结过去的分歧，握住他的手说，“殊途同归，我们又走到一起了。” 自此之后，他的军事履历持续铺开。红四军十一师参谋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军团作战科科长，陕北之后出任西方野战军参谋长。历次反围剿作战他全部参与，长征途中强渡乌江，他带领杨得志的一团，组织十几名勇士冒着风雪抢先渡江，打通后续部队前进通道。 抗战时期，他历任军委参谋部部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参加百团大战。解放战争，历任松江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参谋长、四野副参谋长，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均有参与。新中国成立，出任装甲兵副司令员，1951年还带领装甲部队入朝参战。从南昌城头一直打到朝鲜战场，重大战事大多都有他的身影。 所以1955年评衔阶段，聂鹤亭找到主持评衔工作的罗荣桓。那一段时期，罗荣桓身体已经不好，评衔工作事务繁杂，不少将领都会来找他反映个人想法。 聂鹤亭情绪比较激动，心里的想法很直接，四野不少参谋长都是上将，自己作为副参谋长，为什么只是中将。还有一层心结，南昌起义的时候，粟裕只是自己手下的警卫班班长，二十多年过去，粟裕被授予大将，自己只是中将，内心难以接受。 罗荣桓向他解释，军衔评定看的是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