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中央为消除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间的隔阂，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召开了会议，也就是著名的“沙窝会议”。 然而，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并未因为中央的善意而停止动作，反倒借机不断要职务要权力。中央出于团结考虑，对一些事情进行了让步，于是红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被安排进了核心层。 比如说周纯全，他原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一跃成为了红军总政部副主任。党内地位更是骤升，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要知道当时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都只是中央委员，为何周纯全能超越首长进入最重要的领导班子呢？ 说起来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张国焘的支持。 众所周知，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源头是1927年爆发的黄麻起义，而老张是1931年才空降的，他为何能迅速掌握权力呢？ 最关键的当然是中央给予的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任命，但他排除异己的手段也是足够狠辣，否则光有职务他同样无法站住脚。而在老张排除异己的路上，有一个人的作用是无法忽视的，即时任保卫局局长的周纯全。 保卫局除了要保护首长们的安全外，还有一项职责是清理革命队伍里的“坏人”，至于谁是“坏人”，很多时候都由老张说了算。周纯全相当于一把刀，老张的命令对着谁，他就不折不扣朝着那人捅去。 当时有句话叫做“不怕打仗，就怕特派员来谈话”，牺牲至少还能留下英名，被害那可是什么帽子都乱扣。任你干部的级别再高，也心里发怵。 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职务够高吧？但他到前方指挥作战，老张就在后方命令周纯全抓了其妻子程训宣，想要从程的口中搞到徐帅的黑材料。 程训宣也是刚烈，受遍诸多刑罚都不愿意配合，最终在没有任何物证也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程训宣还是被害了。总指挥的妻子都是想抓就抓、想杀就杀，仔细想之，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不过周纯全如此配合听话，老张非常满意，此后两人在四方面军中算是同期进步，周纯全陆续担任了红10师政委、红4军政委、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要职。 到1935年沙窝会议时，老张需要在核心层有更多自己的嫡系来争夺话语权，最开始他提出要补充9位四方面军干部进政治局。这个胃口太大，被会议否决。 不过中央也退了一步，同意加入两人，老张思考过后，就决定让陈昌浩和周纯全进入政治局。所以，老张的支持，是周纯全能列席政治局的最大因素。 另外，周纯全能超过徐帅还在于两人一个是政工干部一个是军事干部。 当时两大方面军本身已有分歧，如果把一个军事干部放到核心层，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疑。 而且两大主力混编为左路军右路军以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进行融合。这时候就需要政工干部来做思想工作，对整体局势更有利。 最后就是周纯全当时还有一个职务是川陕省委书记，川陕省委是长征时期我党极少存续的省级单位之一，实权很大， 有许多重要事项，老张都是借助川陕省委来出头的。 比如1935年7月9日川陕省委致电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还有老张“另立中央”时，也是用川陕省委的名义召集开会、对北上部队进行批判的。这些举动很不客气，侧面也展露出川陕省委的地位之高。 周纯全作为川陕书记，被提拔进入政治局也不算特别突兀。 这次调动对周纯全人生影响很大，正面影响是，让他成为了开国将帅里第二个进入政治局的，仅次于朱老总，后来评衔时组织还考虑过这个情况，拟授他为大将。 负面影响是，让他跟老张的捆绑越来越深，他能得势主要依靠老张，等老张一倒他就避无可避。 老张带着部队强行南下后，在百丈关碰得头破血流，打到成都吃大米的美梦破碎。经此挫折，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北上才是正确。等红二方面军赶到甘孜会师后，支持北上的干部占据了大多数，最终三大主力得以会师于陕北。 因为在长征中犯下的大错，老张在陕北挨了很多批评，连带着他的旧部亲信也深受影响。 像周纯全就很长一段时间没能再回军队，只在陕北公学、抗大第一分校搞教育，直到1947年才重新上前线，进入东北民主联军负责东线的后勤工作。 作为一名政工干部，周纯全对这些也还算熟悉，他知道自己存在历史问题，也没有抱怨过，就一直尽心尽力干。此后的几年里，他职务变动过几次，负责的事项还是后勤。 本来周纯全以为自己不会再有上升空间了，没想到彭老总拉了一把。 抗美援朝战争中，彭老总为解决后勤困难，想了很多办法，让洪学智专人负责还感觉不够，又向中央申请调一批后勤干部到朝鲜视察学习，集思广益，争取少流一点血、多运一些物资到前线。周纯全也是被抽调的人员之一。 周纯全实地了解过敌我双方的情况后，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让彭老总刮目相看，邀请周纯全留在朝鲜。从个人角度，周纯全很想参与，但他认为自己身份比较敏感，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就推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