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301医院南楼的一间病房，窗台上摆着一盆文竹。 叶子已经黄了几片，没人顾得上修剪。病房里很安静，输液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落，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病床上躺着一个瘦得脱了形的女人，头发掉得差不多了，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手上扎着留置针，胶布下面一片淤青。 她叫张茜，五十二岁。 走廊尽头的医生办公室里，几个年轻人站在那儿，谁也没坐下。他们是她的三个儿子，陈昊苏、陈丹淮、陈小鲁。医生刚跟他们谈完话，意思很明确：肺癌晚期，全身扩散，剩下的时间按周算。 兄弟三个站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然后各自散开，回到病房门口，轮流进去守着。 张茜那时候已经不怎么睁眼了。偶尔清醒几分钟，看看床边的人，嘴唇动一动，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但有一天下午，她忽然精神好了起来，眼睛睁得比平时大，说话也比前几天清楚。 她把四个孩子都叫到了床前。三个儿子站在左边，小女儿陈丛军站在右边。 陈丛军那时候刚从英国回来，探亲假只有半个月，眼看着归期就要到了。她在伦敦留学，是国家派出去的，学的是外语和国际关系。她站在床边，眼睛红红的，不敢看母亲的脸。 张茜靠在摇起来的床头上，喘了几口气，先看了小女儿一眼。 她说，丛军，假满了就回去，不准耽误。 陈丛军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刚要开口，张茜抬了抬手，没让她说话。 张茜又看了三个儿子一圈，最后把目光落在大儿子陈昊苏身上。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很硬，一字一顿，跟平时完全不一样。 她说，昊苏，你是老大，今天我当着你们四个人的面把话说清楚。我走了以后，丛军没成家立业之前，这个家不准分。房子不准动，东西不准动，你们三个当哥哥的，要把这个家撑住，把妹妹护好。谁要是敢提前提分家，就是不认我这个妈。 病房里静了好一会儿。 陈昊苏握住母亲的手，说，妈你放心，我们记住了。陈丹淮和陈小鲁也在旁边点头，眼圈都红了。 张茜看了他们一眼，好像松了一口气，闭上眼睛，没再说话。 这是她这辈子下的最后一道命令。 张茜原名叫张春兰，一九二二年生在武汉。 家里是普通职员，不算富裕，但供得起她读书。她从小成绩好，喜欢文学，后来考上了湖北省立女子师范。抗战爆发那年她十五岁，学校停课，她跟着同学一起上街宣传抗日，唱歌、演话剧、贴标语。 一九三八年，她去了南昌，参加新四军。分在战地服务团，演话剧、唱救亡歌曲，给前线部队慰问演出。她嗓子好，演戏也放得开，很快成了团里的台柱子。 陈毅那时候是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经常来看演出。看了几回，对这个圆脸、大眼睛、说话干脆的姑娘有了印象。后来托人介绍，两人认识了。一九四〇年，他们在江苏溧阳结了婚。婚礼很简单，几桌饭，几个战友，就算办了。 婚后张茜跟着部队转战，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陈昊苏生在苏北，二儿子陈丹淮生在山东，三儿子陈小鲁生在南京。打仗的年代带孩子不容易，她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自己跟着部队走。有时候一两个月见不上一面，见了面孩子都不认得她。 一九四九年进城之后，日子才算安定下来。陈毅当了上海市长，张茜带着孩子住在上海。她那时候才二十七岁，完全可以出来工作，但陈毅跟她商量，说家里孩子多，需要有人管，你先在家里撑几年。 张茜同意了。她把家管得井井有条，孩子的功课自己辅导，陈毅的衣服自己熨，家里的账自己记。陈毅在外面忙得团团转，回到家有口热饭吃，有件干净衣服换，全靠她。 但她不是那种只围着灶台转的人。陈毅喜欢写诗，写了一辈子，手稿东一张西一张，塞得到处都是。张茜就跟在他后面收拾，把那些写了半截的诗稿收好，把涂改过的旧稿留一份底。陈毅有时候写完就忘了，过几个月想起来再找，张茜从抽屉里翻出来给他，他笑着说你是我的档案室。 后来陈毅调北京，当外交部长。张茜跟着他出国访问，出席外事活动，穿旗袍，戴珍珠项链，站在陈毅旁边笑得很得体。外国记者拍了不少照片，有一张登在报纸上，标题写着“中国外长夫人”。 但真正让她花心思的，还是家里那摊事。 一九六九年，陈毅被下放到石家庄。张茜跟着去了。工厂里的活她干不了，就在家里给陈毅做饭、洗衣服、熬药。陈毅那时候身体已经开始出问题了，肚子经常疼，吃不下东西。张茜催他去医院查，他总说忙，拖着。 一九七一年初，陈毅疼得实在撑不住了，才回北京检查。日坛医院的大夫打开腹腔一看，肠癌，已经晚期。手术做了，但癌细胞扩散得很快。 张茜在医院守了大半年。她自己那时候也开始咳嗽，痰里带血丝。医生让她去拍胸片，她说等陈毅好一点再说。 陈毅没再好起来。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深夜，他在日坛医院去世，七十一岁。 追悼会那天，张茜站在灵堂前面，跟每一个来吊唁的人握手，说谢谢。她没哭。等人都走了，回到家里，她坐在陈毅的书房里，看着满架子的书和满抽屉的手稿，才哭出来。 哭完了，她开始咳嗽。咳得比之前厉害，胸口闷得喘不上气。叶剑英来看她，见她咳得直不起腰，当场让司机把她送301医院。检查结果出来，肺癌晚期。 医生把病情告诉她的时候，她没什么反应，就说了一句，我知道了。
